我的那種流亡－emilycsh的部落格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oe 著

（原文英文）丹增羅塞Tenzin Losel 譯

“除了我典型的西藏人的相貌之外，我更像一個印度人。”

如果問我從哪里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我從來就不認為我真正的屬於過什麼地方，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家。我出生在Manali，但我父母卻住在Karnataka。在Himachal省不同的兩個學校完成學業後，為了繼續學習，我來到了Madras、Ladakh和Dharamsala。我姐姐們在Varanasi，但我哥哥們卻住在Dharamsala。我的登記證上清楚地說明了我是一個住在印度的外國人，而我的居民身份卻是藏人。但是西藏作為一個國家，在世界地圖上卻永遠找不到。我喜歡說藏語，但我更喜歡用英語寫作；我喜歡唱印度歌曲，但我的音調和發音卻總是錯的。每次總有那麼些時候，當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從哪里來時，我含有防禦性地回答“TIBET”，頭總是抬得高高的，我被各種提問、各式解釋、各種各樣的猜測甚至同情攻擊著，但這一切卻永遠不能強調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從來就沒有過一個真正的我可以稱作家的地方，在這世界上我從來只是一個“政治難民”。

小時候在Himachal省的西藏流亡學校，我們的老師總是給我們講西藏人在西藏受難的很多故事，我們經常被提醒我們是難民，在我們的額頭上深深烙印著一個大大的R字(英文的Refugee即“難民”，以R字開頭)。但這一切對於當時還年少的我們來說似乎並不意味著什麼，我們僅僅希望老師能夠快點結束他的演講，不要讓我們長時間站在這火辣辣的太陽下，曝曬我們抹滿頭油的頭髮。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確實相信我們是一群特殊的額頭上印有R字的人群，而且我們看上去的確與學校周圍居住的印度人有所不同，與每天早上殺掉21只山羊的屠夫那一家不同，與另外僅有的擁有果園的五戶人家，看上去似乎每天以不同形式只吃蘋果的本地居民不同！在學校除了極少數拜訪學校的西方人，我們每天見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也許在學校，我所學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是難民，我們不屬於這個國家。

我還要試著讀懂Jhumpa Lahiri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當她在一本雜誌上談及她的書，她說她的流亡與她同生，這似乎也正發生在我身上。從一大堆印度電影中，我卻迫不亟待地等待一部由JP Dutta出品並導演的電影，叫《難民》。這部電影生動地再現了我們現在的遭遇—— 一位父親帶著家人逃到鄰國，他們在鄰國的生活遠遠不算舒坦，但至少還算是倖存者。隨後，一連串的事情發生在這位父親與他的家人身上，其中有個鏡頭是這位父親被鄰國警局抓捕，在審問他的身份時，這位父親說：“我們在那裏已經無法生活了，所以我們來到這裏，而現在這裏也如此……難道身為難民是一種罪嗎？”詢問他的官員全都愣住無語了。

幾個月前，一幫在紐約的藏人（多數是年輕人），發現他們陷入一個很困難的處境中。一位年輕藏人在紐約死了，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懂得西藏的葬禮儀式。他們面面相覷，突然間感到離家太遠了。

來到西方國家的西藏難民，也同很多從亞洲來的移民一樣，在西方這個高度機械化和非常競爭的環境中為生活掙扎著。一位老人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因此非常高興，因為這份工作付給他足夠的酬勞，使他不用再成為他家人微薄收入的負擔。他的工作是，當他每次聽到“嘀”的聲音時就按一次鈕。整天做這份其實並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老人卻覺得挺有意思。因此他坐在那兒，一手拿著佛珠，嘴裏不停念著佛經，隨著“嘀”聲不時按著扭鈕（請饒恕他，佛祖！因為他並不清楚他在做什麼）。幾天後，出於好奇，老人問他的同事那鈕是做什麼用的，卻被告知他每按一次鈕，一隻雞的脖子就會被割掉，老人當即辭去了他的工作。

2000年10月，全世界都在矚目悉尼奧林匹克運動會，在Banglore的大學宿舍裏，我們都擠在電視前觀看奧林匹克的開幕式。看到半場，我突然發現我再也看不清什麼了，我的臉濕潤了，我在流淚。不，那不是因為我希望我也能在悉尼，也不是因為我被現場的氣氛或體育的精神所感染。我嘗試著向我周圍的印度同學解釋，但是他們根本就不理解或試著去理解……他們怎麼能這樣？沒錯。他們屬於一個國家，他們永遠不需要為自己失去了什麼而多慮，他們永遠不需要為他們的國家哭泣，他們屬於並擁有他們自己的一片空間，並不只是在世界地圖上。而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他們的國民能夠驕傲地在那兒遊行，對他們自己的民族充滿信心；穿著他們自己民族的服裝，高高地舉著他們自己國家的國旗，我也為他們高興。

“夜幕降臨，但天空中屬於你的那顆星卻找不到”——Neruda

當我保持著沉默，沉浸在淚水中，只有Neruda為我說了話。靜靜地看完節目，我整個人很沉重，無法呼吸。在舒適的房屋裏，他們在談論無國界，在談論以體育的精神構造兄弟情感，在談論走到一起來建設一個共同的人類、共同的國界，但是，我，作為一個難民，除了抱有一個回家的願望外，又能做什麼呢？

家對我來說是真實的，是近在咫尺的，但我卻離家很遠。那是我的祖父母們、我的父母們留在西藏的家。那是座落在山谷中的家，我的爺爺、我的奶奶曾經擁有他們的農田還有很多犛牛。那裏是我的父母在幼年時玩耍的地方，現在我的父母住在Karnataka的難民定居點，分了房子和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他們每年耕種玉米，那是他們一年下來的收成。每幾年一次，我會在放假時短暫地看望他們。每次當我和他們在一起，我都向他們問起我們在西藏的家，他們總是會提起命中註定的那天，他們起先還在羌塘那碧綠的草原上邊玩耍邊放牧，隨後他們是如何簡單地收拾行李倉惶逃離了村莊。每個人都在逃離他們的村莊，甚至有人說中國士兵在他們進軍的路上正槍殺所有的人。寺院正被炮轟，盜竊猖獗，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亂當中。可以看到遠處的村莊裏燃起了黑黑的濃煙，可以聽到山谷中有人在尖叫。當他們真正離開了村莊，只能翻越山巒疊嶂的喜瑪拉雅，然後逃往印度。當時他們還是孩子，對他們來說，那是一條既興奮又膽戰心驚的逃亡之路。

在印度，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在Masumari、Bir、Kullu和Manali靠修路為生。從Manali到Ladakh，全長約幾百公里且在當時是世上海拔最高的公路網，都是由背井離鄉的西藏人建設的。我父母告訴我，很多藏人在來到印度的頭幾個月裏死掉了，因為他們承受不了印度炎熱的夏天。而且每逢雨季來臨，會使他們的身體變得更虛弱。但是修路的隊伍卻繼續生存著，隨著公路的延伸遷移著。就是在這漫長的修路途中，我出生在路邊一個簡單搭起的帳篷裏。每當我問母親我的出生日期時，她總是回答：“在每個人都很饑餓疲乏的時候，誰還有心思記錄新生兒的出生日期。”直到入學的第一天，我才給安排了一個出生日期。此後在不同單位的登記記錄上，我又有了不同的出生日期。現在我有三個不同的出生日期，但我從來沒有慶祝過我的生日。

雨季對我們的農田來說是受歡迎的，但對於我們的房子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每次雨季來臨時，我們那有40個春秋的瓦片屋頂總是漏雨。每次遇到這種情況，一家人就開始忙碌著將家裏的鍋碗瓢盆全都拿去接雨水。當我父親爬到房頂，試著去填補漏洞和調換破碎的瓦片，卻從來沒有想過用一些好一點的材料把整個房頂重修一下，因為他總是說：“不久我們將會回到西藏, 那裏才有我真正的家。”因此除了我們家的牛棚被稍微地修補了，院子裏的茅草屋頂每年會被換一次，被蟲咬得到處是洞的木梁在隔年也會被修理一下，一切依然如故。

當西藏人第一次來到Karnataka定居時，他們決定只種玉米和一點蔬菜，因為他們說靠達賴喇嘛的恩惠，不出10年他們就可以回家了。然而現在芭樂樹都已經老了，枯萎了；他們後來種在後院的芒果種子，現在都開始長出果實了；屋子旁邊的椰子樹，現在已經肩並肩地長成了參天大樹。當老人們手拿轉經筒，坐在陽光下，一邊喝著青稞酒或酥油茶，一邊談論著過去在西藏曾經有過的美好的歲月時，幾乎所有年輕的一代卻散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為學習、為工作忙碌著。這種無盡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解釋永恆的含義……

前些時候，我在Dharamsala見到我的一位叫達瓦的朋友。他是幾十年前從中國的監獄釋放後逃到印度的。他對我談起他入獄的經歷，他說他的一個僧人兄弟因為張貼“西藏自由”的傳單而被捕，在遭到嚴刑拷打時，他的僧人兄弟把他說漏了嘴。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的情況下，達瓦被監禁了422天，當時他才26歲。達瓦曾經在中共官僚體系中工作過一段時間，他還曾被帶到北京接受正式的教育，可如今達瓦笑談中共用灌輸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對共產主義的崇拜等方式，來試圖改變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徒勞。幸運的是在達瓦身上，中共的努力並沒有結出果實。

兩年前，我的一個很要好的同學紮西，收到一封使他陷入生命中最困難處境的來信。這封信是他的舅舅寫給他的，信中說他在西藏的父母得到了簽證，可以來尼泊爾兩個月，因此紮西從Dharamsala的學校接走他在那兒上學的兄弟，然後去尼泊爾見他們自從20年前逃往印度以後就再未見面的父母。出發前，紮西給我來了封信，信中他說：“尊珠，我不知道我應該為終於能見到我父母而高興，還是應該哭泣，因為現在我已經記不得他們長什麼樣了……當時我舅舅送我到印度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最近，紮西又收到舅舅從尼泊爾寄來的另一封信，信中說一個月前，他的母親在西藏去世了。

當我看到柏林牆倒塌，兩邊的德國人為破碎已久的家庭能夠再次團聚，而擁抱著揮灑喜悅的熱淚；當我看到朝鮮人為分割南北朝鮮多年的邊境線或有可能消失而流下激動的淚水，我卻很害怕，我害怕我們西藏破碎的家庭能否有團聚的那一天。我祖父母的兄弟姐妹留在了西藏，但逃離西藏的爺爺幾年前已經離開人世了。將來有一天，我的奶奶是否有可能再見到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嗎？將來是否有那麼一天，我能和我的奶奶回家，讓她帶著我去看我們在那兒的家、我們在那兒的農田嗎？

作者簡介：一位永不止息的年輕人，在印度南方Madras大學畢業後，打破所有的界限與管制，獨身一人冒著喜瑪拉雅刺骨的風雪，徒步穿越邊境進入西藏。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親眼看看中共統治下的西藏，去尋找一個為西藏的獨立去奮鬥而能助他一臂之力的途徑。他被中共邊境員警抓住了，整整3個月被關在拉薩的某個監獄裏，之後被遣送回了印度。

1970年早期，那一段藏人流亡歷史中最艱苦的時期，丹增尊珠出生於一個在Manali和印度南方一帶以修路為生的難民家庭中。他前後轉換過三次學校，從Kollegal和Karnataka的西藏流亡政府學校，再到位於Pathlikhul的西藏兒童村。最後遷移到離達賴喇嘛居住地Dharamsala很近的另一所西藏流亡學校。他在Madras的Loyola 大學完成學士學習之後，又在Mumbai大學繼續完成了他的碩士學習。

丹增尊珠是一位作家，詩人，活動家。他是藏人流亡社區中難得的精英。他的第一本著作《穿越邊境》，是他在Madras上學時用朋友和同學資助、借予的錢出版的。他精湛的文學創作技藝使這篇《My Kind of Exile》即《我的那種流亡》，獲得由全印度900多人參加的“Outlook-Picador”非幻想小說一等獎。此外，他的其他作品也相繼在International Pen <國際筆會>、The Indian Pen<印度筆會>、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時報>、The Hindustan Express<印度郵報> 等許多國際報紙和雜誌發表過。